《西湖二集》是一部以西湖地理空间命名的拟话本小说集，约刊刻于崇祯年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把它置于“三言二拍”之后，认为它“文亦流利，然好颂帝德，垂教训，又多愤言”[1]212，肯定其文笔流利之余，批评其好颂帝德、教化思想浓厚，以及借小说宣泄情绪等弊端。

《西湖二集》卷一

郑振铎在《明清二代的平话集》中也说：“半为劝诫教训，半亦陷于自泄悲愤的渊阱中。”[2]192对于《西湖二集》的评价都不太高。

与“三言二拍”相比，《西湖二集》的艺术成就确实不高。但它广采史书、笔记、类书、词话、话本小说、传奇小说等，以致于有学者评其“无一事无出处”[3]；加上它对《西湖游览志余》《皇明从信录》等史书、《夷坚志》《南村辍耕录》等笔记小说、《贾云华还魂记》等中篇传奇小说的通俗化处理，以及对它们的拼接、模仿、组合、增饰，使其在表面的话本形态之下，潜隐着史传、笔记、传奇等多种文体形态，因而形成了兼具话本、史传、笔记、传奇等四种文体的特点，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学术界对《西湖二集》的素材来源、文人化、地域特色、空间结构及集体记忆等有充分的论述[1]，但对于《西湖二集》文体兼容的特征及小说史意义罕见注目，故不揣谫陋，以就正于方家。

一、《西湖二集》文体兼容的形态

文体兼容是指在文本构建中，将不同文体的形式或元素有机融合，形成一种既包含多样性又保持内在协调性的文本形式。古代小说具有较大的文体兼容性，既表现为小说“对另一种或数种文体外在的、形式上的接纳”；也表现为小说“对诸多文体及其构成要素、表现方式、艺术特点等在不同层次上的的吸收”[4]。

前者为文体间的直接兼容，如《水浒传》中羼入大量的诗词曲赋；后者为文体间的深度兼容，如才子佳人小说《赛花铃》“干戈、鬼物、讼狱、婚姻兼备”[5]724，兼具历史演义、神怪小说、公案小说的特点。具体到《西湖二集》中，二者都有相应的体现，但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后者。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

《西湖二集》借鉴了笔记小说的编述方式，因而部分小说兼具笔记体的特点。如谭帆先生所言，在笔记小说的发展过程中，“编述”和“抄纂”是主要的写作或著述方式，在面貌方面对形成其文体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6]463

所谓编述，就是“将过去已有的书籍，重新用新的体例，加以改造、组织的功夫，编为适应于客观需要的本子”[7]32。周楫[2]在取材于笔记小说的同时，也借鉴了笔记小说的编述方式。

《西湖二集》对已有文献的编述大致可分为三类，以主题缀合文献，以人物缀合文献，及以西湖或杭州缀合文献，其中第一类占主导地位。

以主题缀合文献者如第三十三卷《周城隍辨冤断案》以“辨冤断案”为主题来缀合相关文献：正话第一案王可久泛海受冤事，见于《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七十二精察二《崔碣》条，原案内容为唐代商人王可久出外做生意，在彭门遇上庞勋作乱，导致他逾期未归，其妻及家产被算命先生杨乾夫谋娶与侵占，待王可久回家时，妻子不相认，反遭诟辱，王可久诉于公府，结果法司接受杨乾夫的贿赂，反以诬人之罪加之。后崔碣就任府尹，使可久冤狱得以昭雪。

《西湖二集》插图

而《西湖二集》选录时，“变更了王可久家居洛阳为金华，‘遇乱’被陷徐州为泛海被监漳州，把唐咸通九年（868年）可久家中诸变故安排于明永乐年间，变崔碣断案而为周新，改王可久告状为恶杨先告状”[8]。

第六案范典被盗诬告事，见明代姚旅《露书》卷一一，原案叙述的是上虞强贼赵甲，诬告钱乙为同伙，后经当地胡公识破，还钱乙清白；而《西湖二集》选录时，把上虞强贼赵甲改为了杭府中的狱囚，把钱乙改为范典，且将“受人寄嘱也”敷衍成范典与一个粮长有仇，狱囚是受粮长的指使才诬告范典的情节。

另据赵景深先生考证，《周城隍辨冤断案》共叙述九件案子，其中六件见于冯梦龙的《智囊补》卷九和卷十，其中第五、七、八、九等四案皆属张冠李戴，“把吴复、杨评事、宣彦昭、于仲文等硬生生的扭合在一起，完全把这些事件归之于周新一人”。[9]34-36

由此可见，《周城隍辨冤断案》除了第二、四案是据《智囊补》卷十《周新异政》敷演，其余案件皆为缀合他人所判的冤案而成。

以人物缀合文献者，如第二十三卷《救金鲤海龙王报德》正话以杨廉夫为中心，虽然主要故事依据的是《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一中的有关材料，但也缀合了其他文献中与杨廉夫有关的故事。

如姑苏蒋氏以千金聘杨廉夫教子读书事，见于冯梦龙《古今谭概》卷十一《杨铁崖》；杨廉夫婉拒张士诚聘请事，见于都穆《南濠诗话》（不分卷）；杨廉夫戴四方平定巾见朱元璋及拒绝作官事，见于祝允明《野记》卷一。由此可见，周楫在编述此篇小说前，广泛搜罗与杨廉夫相关的材料，并错综夹杂于小说之中。

《西湖志》

以西湖或杭州缀合文献者，如第十四卷《邢君瑞五载幽期》入话写完鱼篮观音劝化世人事后，便以“若是西湖之上”转到对西湖的描写，写到西湖上的此君堂，并征引苏轼《西湖寿星院此君轩》诗，然后才进入正话。

正话主要叙述邢君瑞与西湖水仙的浪漫故事，见于《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六、《情史》卷十四《西湖水仙》。而在正话中，太原诗人邢君瑞到西湖游玩，羼入南宋王洧所咏的“西湖十景”诗，周楫将它们挪移到邢君瑞名下。

接着，又写杭州西湖的寒食节、清明节风俗。从中可看出，当西湖或杭州成为故事的背景时，周楫会有意搜集跟西湖有关的诗词、风俗等素材，并羼入小说之中。

事实上，作为一部以西湖命名的小说集，其大多数篇目尤其是主要取材于《西湖游览志余》的小说皆是围绕西湖或杭州的人物、历史、传说、风俗、风景等而作，因而整体上也体现了以西湖或杭州缀合文献的特征。

《西湖游览志余》

《西湖二集》还模仿传奇小说的叙事模式与表现方式，因而部分小说兼具传奇体的特征。

《西湖二集》中有多篇作品沿袭中篇传奇小说惯用的才子佳人、一见钟情、吟诗填词、爱情受阻、终成眷属的模式。

如第十二卷《吹凤箫女诱东墙》正话中的潘用中就是一个才子，他丰姿俊秀、仪度端雅，吹得一口好箫，在西湖游玩见到黄杏春便口吟一诗；而黄杏春是一个典型的佳人，她不仅拥有“玉容花貌”，而且幼读书史，长于翰墨，十三岁便“诗词歌赋落笔而成，不减曹大家、谢道韫之才”。

事实上，当潘用中问其友晏仲举，他是否合适作为杏春的佳婿时，晏仲举就说“如吾兄足当此选，真才子佳人也”。[10]卷十潘用中对黄杏春一见钟情，其元宵深夜对月吹箫打动了对楼黄府小姐杏春的芳心，两人互递诗词，暗生情愫，不意潘随父外迁，两人分隔两地，相思成疾，后经媒人说合，终成眷属。

除了沿袭中篇传奇小说的叙事模式，《西湖二集》还借鉴了中篇传奇小说叙事“诗文化”的表现方式[6]693。

陈大康先生曾对明初中篇传奇中的诗文做过统计：

《剪灯新话》中的《水宫庆会录》含诗文10篇，字数占全篇总字数的43.67%；《联芳楼记》含诗文16篇，字数占全篇总字数的34.82%；《渭塘奇遇记》含诗文5篇，字数占全篇总字数的36.98%；《龙堂灵会录》含诗文6篇，字数占全篇总字数的39.48%；《秋香亭记》含诗文9篇，字数占全篇总字数的47.65%。

清江书堂刊本《剪灯新话》

而到了李昌祺的《剪灯余话》，这种羼入诗文的做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全书21篇作品，篇篇都有诗文的插入，除了《何思明游酆都录》外，其余诗文篇幅比例全都超过了10%，比例超过30%的作品有10篇，有3篇诗文篇幅比例竟超过了50%，《至正妓人行》中诗歌篇幅竟然占比80.84%[11]103-104，以至于孙楷第先生称这些小说为“诗文小说”[12]127。

需要说明的是，中篇传奇中的诗文主要以“诗”为主，“文”其实很少，如《剪灯余话》中诗文篇幅比例超过50%的3篇小说，《月夜弹琴记》含30首诗词，无散文；《洞天花烛记》含9首诗词，2篇散文；《至正妓人行》只有1首诗。

正因为如此，潘建国先生说：“明代中篇文言传奇的情节，具有鲜明的模式化倾向，其编撰趣味，乃在于罗织诗文，显示才子佳人的风流情志。”[13]《西湖二集》有不少篇目羼入大量诗词韵文，似有借小说存诗之意，其叙事诗歌化十分明显。

如第七卷《觉阇黎一念错投胎》羼入39首诗，1首赋；第二十七卷《洒雪堂巧结良缘》羼入29首诗，8首词，1曲首，1首赋；第十六卷《月下老错配本属前缘》羼入18首诗、7首词、1首曲，其中14首诗词为朱淑真的作品，正如杜贵晨先生所言，该篇“几乎就是用朱淑真的诗为线索连缀起来，使一篇之中韵、散文字的比例与所起作用的大小都更加接近。

《西湖二集序》

这种状况颇有瞿佑《剪灯新话》叙事之致，堪称拟话本中的‘诗文小说’，显示作者似有以小说说诗、传诗之意”[14]。

除了对笔记小说、传奇小说的借鉴，《西湖二集》还模仿史传的笔法，因而还兼具史传的文体特点。这首先表现在《西湖二集》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结构上。

宋元话本以及“三言二拍”，基本上都是以情节为中心，以故事情节的一波三折而吸引读者，但《西湖二集》受史传的影响，不少篇目都以人物为中心。

如第一卷《吴越王再世索江山》就主要以钱镠的发迹变泰为叙述中心，先后叙述了钱镠神异出世、钱镠鬻贩私盐、豫章术士相钱镠为异人、钱镠擒王郢、钱镠大败黄巢、钱镠斩杀董昌、昭宗赐钱镠铁券、钱镠衣锦还乡、钱镠定都凤凰山、钱镠杀能窥其心事之童子等，如果除去后面叙钱镠之子钱俶，以及徽宗梦钱镠、高宗乃钱镠转世等事，该篇正话就宛如一篇《吴越王世家》或《钱镠传》，只不过它是用白话语体写就的。

而第二卷《宋高宗偏安耽逸豫》就是一篇《高宗本纪》，第三卷《巧书生金銮失对》就是一篇《甄龙友传》，第四卷《愚郡守玉殿生春》就是一篇《赵雄传》。其余第五卷、第七卷、第十卷、第十三卷、第十四卷、第十五卷、第十六卷、第十九卷、第二十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六卷、第三十卷、第三十二卷等14卷皆可依此类推。

事实上，周楫自己就称《西湖二集》中的部分篇章为某某传，如第二十五卷《吴山顶上神仙》曰：“那敬信三宝之事，宋景濂传中已曾说明。”[10]卷二十五这句话中的“宋景濂传”是指《西湖二集》第八卷《寿禅师两生符宿愿》，该篇正话叙述寿禅师及其二世宋濂礼佛之事，可见周楫把《寿禅师两生符宿愿》看作《宋景濂传》。

江苏古籍出版社版《西湖二集》

此外，《西湖二集》部分篇目以实录为原则来写人叙事，体现出作者明确的补史意识，也是小说史传化的表现。

如第八卷《寿禅师两生符宿愿》叙述宗泐和尚授宋濂持七俱胝佛母准提咒之法时，羼入“两段梵文经古文字，又附列了准提印法金刚印的前印、后印等指法的图形与说明文字”[15]40；第十七卷《刘伯温荐贤平浙中》末尾还附有《戚将军纪効新书水兵篇》及《海防图式》；第三十四卷《胡少保平倭战功》末尾也附有《要紧海防》《区田图》《辟谷方》《传写方》《服苍术方》《山谷救荒法》《避难止小儿啼法》等文图，这些文图，尤其是后两卷附于篇尾的资料，对于小说叙事而言完全是多余的，却完全符合史家保存资料的实录观念。

实录观念的渗透，让周楫的小说史传体色彩更浓，但无疑会损害其叙事的流畅性与文体的纯洁性。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对外话本而内笔记、外话本而内传奇、外话本而内史传等三种文体兼容形态的论述，只是为了方便而采取的策略。

《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研究》，胡海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9月版。

事实上，《西湖二集》中有不少小说同时兼具话本体、笔记体、传奇体乃至史传体，如第二十三卷《救金鲤海龙王报德》前面已论述其兼具话本体与笔记体，而篇中羼入18首诗1首词2首赋2首对句，尤其是接连引用杨廉夫9首《西湖竹枝词》，明显具有传奇小说的特征；又其正话主要叙述杨廉夫的传奇且不失风流的经历，显然又可视为一篇《杨廉夫传》，因而又具有史传的特征。

二、《西湖二集》文体兼容的审美效果

童庆炳先生指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它社会历史、文化精神。”[16]1

《西湖二集》对笔记小说、传奇小说、史传等文体的深度兼容，改变了话本小说文体的语言秩序、语言体式，使其艺术形式比单一文体具有更复杂的张力，在内涵上也更为丰富。[4]

首先，《西湖二集》通过融合史传的实录精神、宏大叙事与话本、传奇的虚构性，构建了虚实相生的叙事空间。

如第一卷《吴越王再世索江山》正话主要据《西湖游览志余》卷一中关于钱镠的文段敷演而成。《西湖游览志余》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十一地理类六“山水之属”，显然是一部地理类史书。

《四库全书总目》

由于该书“摭拾南宋轶闻，分门胪载，大都杭州之事居多”[17]卷七十，正与周楫欲借杭州乃至江南来表达南宋记忆与家国情怀的诉求相契合[18]，因而成为《西湖二集》最主要的素材来源。

《吴越王再世索江山》关于钱镠发迹变泰的故事，大多有史可征，但其中亦掺杂了不少虚构的情节，如写钱镠出生时，其父到灶下取斧劈柴烧汤，看见一条丈余长的大蜥蜴，似龙非龙之状，抢入室中；其父随步赶进，忽然蜥蜴钻入床下，即时不见，随产个小儿下来，满室火光，惊天动地，邻家以为发生火灾，都来救火。

这种神异出身的描写，不见于《西湖游览志余》，亦不见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本传，显然是小说家言。晚明谢肇淛曾于《五杂组》中云：“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19]282认为小说须是虚实相半方为佳作，《西湖二集》庶几得之。

其次，《西湖二集》的文体兼容，实现了士大夫文学与市民文学的深层交融，既保留话本的通俗性，又注入文人的审美意趣，形成“雅俗共生”的美学范式。

《话本小说叙论》

刘勇强先生曾指出西湖小说具有世俗性与文人性[20]，其实道出了《西湖二集》等西湖小说的雅俗共生。而《西湖二集》的雅俗共生，除了有杭州文化“除了世俗性外，它还带有鲜明的文人色彩”的双重性格的原因[20]，也有文体兼容的助力。

史传、笔记小说，皆是文言语体，体现的是文人趣味，大体可归入士大夫文学；而话本小说源自民间说书，主要表现的是市民阶层生活，属于市民文学。当话本小说融入史传、笔记小说的文体因素，雅俗自然就融为一体。

《西湖二集》不少篇目兼容笔记小说体，以西湖（或杭州）或人物或主题为线索，叙述许多相关的轶事琐闻，如第三卷《巧书生金銮失对》正话以甄龙友为线索，将不同人物的故事及诗词赋予其身上，让几则轶事相连，如甄龙友以诗嘲笑惠崇剽窃前人诗句，此事见于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古今谭概》卷七《嘲窃句》，但后二者嘲笑惠崇的并非甄龙友，而是“时人”与惠崇之子弟；甄龙友以词嘲笑闽人修轸娶再婚之妇，见于《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六、《靳史》卷二十三、《六语》谐语卷六等，但这些著作中填词者并非甄龙友，而是宋代的张任国；甄龙友以词嘲笑孙四官娶淫浪之韩娇娘，见于《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靳史》卷二十五辽金元，但后二者填词者亦非甄龙友，而是元代的袁可潜。

可见周楫将不同人物的轶事稍作改动，全都集中到甄龙友身上，“形成广见闻、资谈谐的笔记体小说的叙述风格”。[6]850《巧书生金銮失对》羼入多则笔记小说，虽然作者对它们进行了通俗化处理，但无疑也赋予了它笔记小说所具有的“文人的生活情趣和价值追求”，以及“雅趣、闲适、随意、自由”的特点[6]519。

同理，《西湖二集》遵循实录原则羼入《戚将军纪効新书水兵篇》《辟谷方》《传写方》等历史文献，将《西湖游览志余》《皇明从信录》等史书部分内容进行通俗化，无疑也会为其带来文人的审美意趣，形成“雅俗共生”的美学范式。

《皇明从信录》

最后，《西湖二集》通过跨文体书写策略，对西湖意象进行度的叙事建构，既以史传笔法钩沉其历史纵深，借笔记体捕捉市井烟火；又以传奇体赋予浪漫色彩，最终使西湖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定，升华为凝聚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

如前所述，《西湖二集》取材广泛，但素材最主要的来源是地理类史书《西湖游览志余》。据笔者统计，《西湖二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第七卷、第十卷、第十三卷、第十四卷、第十五卷、第十六卷、第十九卷、第二十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六卷、第三十卷、第三十二卷等18卷的正话，皆据《西湖游览志余》相关内容敷衍而成[3]。

这些篇目主要叙述与西湖（杭州）历史密切相关的帝王、妃嫔、贤达、下层文人乃至平民百姓的轶闻趣事，这无疑赋予西湖叙事以历史的纵深感。

与此同时，《西湖二集》也会据笔记羼入关于西湖的风物与民俗，如第十二卷《吹凤箫女诱东墙》正话叙述西湖上因一曲洞箫成就一对好夫妻的故事，叙事遵循的是传奇体的才子佳人模式，但其中又据《武林旧事》羼入西湖元夕灯节民俗：“话说宋高宗南渡以来，传到理宗，那时西湖之上，无景不妙，若到灯节，更觉繁华……”[10]卷十二

清初抄本《武林旧事》

这段文字见于《武林旧事》卷二《元夕》，基本上是照抄原文，为西湖赋予了市井烟火气息。

此外，《西湖二集》将才子佳人模式嵌入西湖风物的肌理之中，通过“景—情—事”的符号化编码，使湖畔山水升华为凝结情爱想象的文化隐喻，进而重塑西湖作为浪漫精神地标的文学身份。

如第十四卷《邢君瑞五载幽期》叙述太原诗人邢君瑞到西湖游览，遇见西湖水仙，与邢君瑞约好五年后相会于凤凰山下；邢君瑞如期赴约，后与西湖水仙常于清风明月之夜出没于西湖的小舟上。

该篇既有对西湖风物的描写，如羼入的“西湖十景”诗便是对西湖胜迹的诗意描摹；又有对才子邢君瑞与西湖水仙浪漫爱情的叙述。西湖风物既是浪漫爱情的背景，又是浪漫爱情的一部分，西湖由此被形塑为浪漫的文化符号。

在《西湖二集》的文体互渗实践中，西湖作为审美意象被置于历史、现实与神话传说的三重话语场域：史传赋予时间厚度，笔记带来市井烟火，传奇加入浪漫想象。

这种复合性书写使西湖从地域景观转化为民族记忆的拓扑节点，完成从地方到“文化共同体”[4]的符号嬗变。

三、《西湖二集》文体兼容的生成动因

《西湖二集》成书于崇祯年间，其文体兼容的形态是晚明商业出版、市民阶层的壮大、作者的创作意图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西湖古代白话小说选》

晚明商业出版十分兴盛，大量说部图书及私史得以刊刻流通，为《西湖二集》兼容笔记小说、传奇小说、史传提供了阅读范本和摹拟对象。

《明代版刻综录》共著录图书7740种，其中洪武至弘治时期（1368—1505）137年间的书共著录766种；正德、嘉靖、隆庆（1506—1572）66年间的书，共著录2237种；万历至崇祯（1573—14）66年间的书，共著录4720种，其比例是1:3:6[21]10。也就是说，明前中期出版的图书仅占40%，而晚明出版的图书占60%。

而据学者统计，明代出版书籍的总量约3.5万种[22]15，这意味着晚明出版的图书约2.1万种，其中就有不少笔记小说、传奇小说、史传。如万历、泰昌时期（1573—1620）出版的文言小说集如《轮回醒世》《剪灯丛话》《逸史搜奇》《烟霞小说》《文苑楂橘》《鸳渚志馀雪窗谈异》等[22]77-78；以及包含多篇传奇小说的通俗类书《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燕居笔记》。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

除此之外，明末丛书、类书刻印频繁，说部中即有陆楫辑刻《古今说海》、顾庆元辑刻《顾氏文房小说》、谈恺校补重印《太平广记》、程荣辑刻《汉魏丛书》、程允中辑刻《广汉魏丛书》、商濬辑刻《稗海》、冰华居士辑刻《合刻三志》、高承埏辑刻《稽古堂丛书》、阙名辑刻《五朝小说》以及陆采编《虞初志》、秦淮寓客编《绿窗女史》等。[23]

尤其是《太平广记》谈恺刻本的问世，作为古小说的资源库，衍生出更多流行坊间的辑刻小说集，如王世贞编《剑侠传》《艳异编》、陶珽重编《说郛》、冯梦龙辑《太平广记钞》、潘之恒编《亘史》、桃源居士编《五朝小说》等。[24]而明后期撰写私史成风，“有关出版物不止千种”[21]10。

这些庞杂的说部图书及私史，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为周楫的小说创作提供了阅读范本和摹拟对象。

如《西湖游览志余》就是一部由田汝成（1503—1557）撰写的私史，其现存嘉靖二十六年（1547）严宽刻本，万历十二年（1584）范鸣谦刻本，万历二十五年（1597）季东鲁刻本，万历四十七年（1619）商惟濬增删本，其中的某个本子便是周楫的案头读物。

又如《太平广记》中多篇笔记小说被周楫取用，而《西湖二集》第二十七卷《洒雪堂巧结良缘》主要是对《剪灯余话》中《贾云华还魂记》的通俗化，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明末文言小说（包括笔记小说、传奇小说）的大量刊刻[5]，对周楫创作《西湖二集》及其文体兼容具有重要影响。

明代中叶之后，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推动文学日趋转型，引发了雅与俗之间的双向互动[25]191-210，《西湖二集》的文体兼容，正是俗文学与雅文学互动的结果。

《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类文献研究》

在明代嘉靖中期以前，通俗小说的主要读者是士子、中上层商人。[26]嘉靖中期以后，市民阶层开始成为通俗小说的主要阅读群体，因为商业出版的繁荣让以前不能接触到印刷纸业的人，“包括学生生员、在乡试中举的、农村小地主、小业主和士绅家庭女性”，都能成为通俗小说的读者，从而“构成了一个新的读者大众群”。[27]37

程国赋先生考察通俗小说刊本的读者群后提出：“明代后期，随着下层读者的大量介入，市民群体、商人、士子共同构成通俗小说读者群体，其中，以下层百姓的数量最多，最为引人瞩目，当为后期读者阶层的主体。”[26]

有学者还指出，明代的考试制度及官学、私学造就了一个超过以往历代的读书阶层，读者主体从明初主要由中上层商人、士子构成逐步转变为明后期以市民群体、商人、士子共同构成的通俗小说读者群体，读者大众化特征日趋明显。[28]

市民阶层包括商人、书坊主、手工业者、雇佣劳动者、落魄文人、服务业人员等，其文化水平和审美趣味具有多样性，《西湖二集》融合多种文体，正好满足了市民阶层多元的阅读需求。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西湖二集》

周楫的道德教化、发泄愤懑、炫耀才学的创作意图，是《西湖二集》文体兼容主体方面的原因。

湖海士为《西湖二集》所作的《序》云：“盖前人者，后事之师矣，流芳遗秽，其尚鉴之哉！况重以吴越王之雄霸百年，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载，流风遗韵，古迹奇闻，史不胜书。而独未有译为俚语，以劝化世人者。”[10]卷首从中可见周楫创作《西湖二集》，有借对西湖（杭州）历史的通俗化而“劝化世人”的意图。

据湖海士的《序》，我们还可知周楫具有“旷世逸才，胸怀慷慨”，却“怀才不遇，蹭蹬厄穷”，受到郡有司（即科举考官）的侮辱，“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10]卷首，可见他虽有才，却科举蹭蹬，穷愁潦倒，故而借小说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

周楫在《西湖二集》第一卷《吴越王再世索江山》中评瞿佑作《剪灯新话》曰：

看官，你道一个文人才子，胸中有三千丈豪气……这样的人，就该官居极品、位列三台，……叵耐造化小儿，苍天眼瞎，偏锻炼得他一贫如洗……所以只得逢场作戏，没紧没要，做部小说，胡乱将来传流于世。……一则要诫劝世上都做好人，省得留与后人唾骂；一则发抒生平之气，把胸中欲歌欲笑欲叫欲跳之意，尽数写将出来，满腹不平之气，郁郁无聊，借以消遣。[10]卷一

在周楫看来，对于文人才子而言，做官是第一要事，写小说是“没紧没要”的事。在仕途无望的前提下，文人才子只好退而求其次来创作小说，以“诫劝世上都做好人”，“发抒生平之气”，以实现作为一个儒生的人生价值。

日本庆安元年刊本《剪灯新话句解》

这段话虽是针对瞿佑创作《剪灯新话》而发的，却完全可以视为周楫的“夫子自道”。正因为如此，他才频繁地在《西湖二集》中宣扬因果报应的思想，以及在据原本丝毫不涉及科举考试情节的《贾云华还魂记》而创作的《洒雪堂巧结良缘》中添加魏鹏参加乡试、会试的情节，对科举试官的“瞎眼”极尽讽刺之能事。

周楫创作《西湖二集》，亦有炫耀才学的目的。湖海士称周楫“间气所钟，才情浩瀚，博物洽闻，举世无两”[10]卷首，但这样一位博物君子，在现实中却不能才尽其用，只好借稗官小说来表现。

如前所述，周楫在《西湖二集》引入学问，发表其三教合一等学术观点；以及羼入《戚将军纪効新书水兵篇》《海防图式》《区田图》《辟谷方》等文图，是炫耀才学的另一种表现[29]193-194。

此外，《西湖二集》广泛征引《牡丹亭》《西厢记》《琵琶记》《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戏曲小说中的曲词、人物及故事情节，以曲牌词牌、牙牌游戏名称、药材名串合而成的韵文[6]，亦有炫才的嫌疑。

上海杂志公司版《西湖二集》

四、《西湖二集》文体兼容的小说史意义

在晚明文化转型的激荡洪流中，《西湖二集》以其独特的文体兼容性，成为观测中国小说史演进的关键棱镜。这部崇祯年间问世的拟话本集，既承袭“三言二拍”的世情书写传统，又以士人主体的介入对小说文体进行解构与重组，在雅俗碰撞、文类越界与知识整合中开辟新境。

其文本内部呈现出市井话本的适俗肌理、文人笔记的高雅趣味、传奇小说的浪漫想象、史传笔法的庄重叙等多元叙事形态的交织碰撞，这种“文备众体”的特质，不仅折射出晚明出版文化中“杂纂”美学的兴盛，更标志着话本从书场表演向案头读物的深度转型。

首先，《西湖二集》的文体兼容，是拟话本小说文体的突破与创新，衍变出一些新的小说类型，丰富了古代小说的艺术宝库。

文体兼容其实就是“破体”，如吴承学先生所说，“破体，往往是一种创造或者改造。不同文体的融合，时时给文体带来新的生命力”[30]110。钱钟书先生亦云：“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31]1431

拟话本小说经由“三言二拍”，形成篇名、入话、正话、篇尾兼具的规范化的篇章，标志着拟话本小说文体的成熟。

在此前提下，拟话本小说只能扩大取材范围，吸收其他文体文类的优长，才能获得生存的空间。在“三言”对宋元旧篇搜括殆尽，以及“二拍”大量从类书《亘史》及文言小说总集《广艳异编》取材的背景下[7]，《西湖二集》另辟蹊径，以具有地方志性质的《西湖游览志余》为主要素材来源，兼及《（万历）钱塘县志》《皇明从信录》等史志，《太平广记》《南村辍耕录》《剪灯余话》等文言小说总集，这无疑是拟话本小说题材上的扩容。

《话本小说概论》

尤其是《西湖二集》不只是简单地对史志、文言小说的通俗化，还模仿、吸收了它们的构成要素、表现方式、艺术特点，从而促成拟话本小说文体的突破与新变。

学界一般把《西湖二集》作为一部拟话本小说集，但如前所述，其实拟话本小说的外形之下，又兼容笔记体、传奇体、史传体的特点，衍变出笔记体话本、传奇体话本、史传体话本，乃至传奇—史传体话本、笔记—史传体话本，甚至笔记—传奇—史传体话本等多种新的小说类型。

如果跳脱话本视角，传奇体话本亦可视为话本体传奇，如第二十七卷《洒雪堂巧结良缘》基本上是对传奇小说《贾云华还魂记》的通俗化，只要删除入话、篇尾，完全就是一篇传奇，只不过它是白话语体的传奇——传奇体是该篇的核心特征，话本只是作者给它加的一层外衣。

浙江古籍出版社版《西湖二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西湖二集》主要围绕西湖（杭州）的人事风物进行书写，加上对具有地方志性质之《西湖游览志余》的倚赖，某种程度上，亦可将其视为话本体方志小说。

方志小说，通常“是指那些以记载某一地区社会风俗、地理风物、人物轶事、掌故遗闻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笔记小说著作，具有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特点，并有补志乘之缺的作用”[32]。

显然，以往的方志小说隶属于笔记小说，是用文言语体写就的。而《西湖二集》

大体上符合“记载某一地区社会风俗、地理风物、人物轶事、掌故遗闻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称它是方志小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只不过它采用的文体不是笔记体，而是话本体。

也就是说，周楫将方志的地方性、纪实性与话本相结合，创造了一种新的方志小说，即话本体方志小说，这无疑丰富了古代小说的文体类型，拓展了古代小说的文体边界。

其次，《西湖二集》的文体兼容，深刻揭示了明末雅俗文学互动的复杂机制，显示了明末雅俗文学互动的另一个面向。

在传统认知中，雅俗互动多强调俗文学对雅文学的冲击，如白话小说对文言小说的渗透[8]，但《西湖二集》呈现逆向影响——文言小说及史传通过叙事模式、审美趣味、知识体系的深度介入，其文本中蛰伏着文人意识与市井趣味的深层博弈，重塑了拟话本这一通俗文类的内在肌理。

如第三十二卷《薰莸不同器》的入话：“汉朝博物东方朔，淹贯经书张茂先。第七车人知浴女，傒囊元绪恪知焉。”[10]卷三十二这首七绝每一句都包含了一个典故，而头回便是依次对这四个典故的阐发，讲了东方朔、张华、张宽、诸葛恪四位博物君子的故事。

三民书局版《西湖二集》

这种做法无疑借鉴了宋元话本以集句诗（词）作为入话、头回依次交代诗（词）句来源的叙事方式，但它的入话采用的并非集句方式，而是集“故事”，只不过每一个故事浓缩成了一句诗。

而对同类故事的编述，体现了笔记小说的特点。它的入话完全摆脱了之前话本入话的程式化，也克服了入话与头回若即若离的疏远关系，与头回故事密切相关，融为一体。

这体现了周楫对入话与头回关系的新探索，即在话本体的外形下，对入话诗进行雅化改造，又在头回里用笔记体的叙述方式讲述文人的雅事。这种雅文学对俗文学的“反向驯化”，正是明末文学转型中被忽视的重要面向。

在晚明“以俗为雅”的文艺思潮中，周清原以西湖地理空间为容器，熔铸多重文化符码，既沿袭话本“适俗导愚”的市井基因，又借鉴笔记小说的编述方式、传奇小说的叙事模式、史传的结构方式与实录精神。

《明代小说丛稿》

这种雅俗互渗的叙事策略，实为晚明文化裂变期知识阶层对文学功能的重新定位，构建起“以俗纳雅”的新型话语范式，既体现了晚明市民文学与文人书写的合流态势，又以跨文体的实验性叙事为清初小说的文体革新提供了先导性范式。

再次，《西湖二集》的文体兼容，标志着拟话本小说在文人化方面的深度转型。

拟话本小说从明末“三言二拍”到清初李渔的《十二楼》《无声戏》等，总的发展趋势是文人化。

谭帆先生指出，“就通俗小说自身来看，其间之‘文人化’或‘雅化’的趋向也十分清晰，可以说，‘文人化’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发展中的一条明晰的线索。而其关节点则在晚明，晚明文人高度关注通俗小说，且主要之关注点在文体，其目标是试图改变通俗小说的‘说话遗存’而将其变为案头的‘文人小说’”[33]。

《西湖二集》虽尚未改变“说话遗存”，不能称为“文人小说”，但已经在“三言二拍”文人化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意义。

从题材内容来看，“三言二拍”主要以普通市民及其生活为描写对象，即便写到了帝王将相、先圣遗贤以及才子佳人，但其中反映的思想内涵却依然是市民阶层的，因此它们最主要的特点是描写和反映市民生活；而《西湖二集》以市井人物为描写对象的只有《姚伯子至孝受显荣》《张采莲隔年冤报》《侠女散才殉节》《巧妓佐夫成名》《天台匠误招乐趣》5篇，以帝王臣子、文人儒士为主人公的作品有18篇[34]，后者显然取代了市民阶层的主导地位。

从形式技巧来看，相比“三言二拍”头回往往只有一个故事，《西湖二集》大多数头回至少有2个以上故事，扩展了头回的篇幅。

《话本小说文体研究》

据学者统计，《西湖二集》中小说的头回故事，卷四、卷八、卷九、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八、卷二二、卷二九有两个，卷二一、卷二四、卷二五、卷二六、卷二八有三个，卷六、卷十一、卷三二有四个，卷十九有五个，卷二十有七个[6]838。头回在小说所占比重的扩大，成为《西湖二集》在形式上最突出的特点。

韩南先生指出：“周楫故事形式上最突出特点是其引子的长度和精致性。……他的引子和凌濛初的用意相同——确立叙事者的叙述口吻或增加故事评论部分的分量、有时故事以一个虚假开头来捉弄读者，但更经常地却是在炫耀其精湛技巧。”[35]300-301揭示了《西湖二集》头回的扩幅主要是炫耀技巧，而这其实是文人化的一种表现。

如前所述，《西湖二集》借鉴笔记小说、传奇小说、史传的叙事技巧，引入学问，羼入《戚将军纪効新书水兵篇》《区田图》等文图，征引《牡丹亭》《西游记》等戏曲小说，以及以曲牌词牌、牙牌游戏名称、药材名串合而成的韵文，都是文人化的表现，这些都是《西湖二集》不同于“三言二拍”的地方。相比“三言二拍”，《西湖二集》不管是在题材内容，还是形式技巧，其文人化程度无疑要深得多。

浙江人民出版社版《西湖二集》

又次，《西湖二集》中的话本体传奇是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雏形，并对清代才学小说有一定影响。

《西湖二集》中的话本体传奇，是明代中篇传奇小说发展至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中间环节，或者说，是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先驱。

石昌渝先生曾论及中篇传奇小说的俗化及与才子佳人小说的渊源：“明代文言中篇传奇小说是唐传奇历经宋元之后的继续，宋元传奇已显现出俗化的趋势，至明代中篇传奇小说，则已完全通俗化了。……它虽然使用文言，夹以诗词，而且喜欢用典，形式是‘雅’的，可是其内容却是俚俗的。……去掉文言的包装，它其实与通俗小说没有本质的差别。……到天启、崇祯时便已偃旗息鼓。此后，它干脆脱掉文言的外衣，以白话章回小说的姿态出现在大众文化的舞台，这就是才子佳人小说，而此时已是改朝换代后的清代了。”[36]307-308

石先生的观点大体不错，只是忽视了《西湖二集》这个中间环节。《西湖二集》中的《洒雪堂巧结良缘》，除了对故事情节、诗词韵文等略有增删，基本上是对中篇传奇小说《贾云华还魂记》的白话翻译，其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以及诗歌化的特征，完全可视为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雏形——除了未分出章回，与才子佳人小说没有本质区别。

《西湖二集》中的《吹凤箫女诱东墙》《邢君瑞五载幽期》《假邻女诞生真子》等话本体传奇，亦可作如是观。《西湖二集》以学问入小说，以及集曲牌、牙牌游戏、中药名称为韵文以炫耀才华，对清代《镜花缘》《野叟曝言》等才学小说有一定影响。

综上所述，周楫在《西湖二集》中以西湖地域文化符号为叙事轴心，通过历史记忆的诗学重构、现实危机的寓言投射与文类界限的先锋性僭越，体现了晚明拟话本从市民文学向文人化书写的范式转型。这一文学实践不仅成为勾连晚明拟话本与清代小说之间的结构性转捩点，更以文本的杂糅性、裂隙性与未完成性，为解构雅俗文学二元对立、重审文类演进机制提供了极具症候性的研究范本。

《西湖小说史料》

五、结语

《西湖二集》文体兼容，虽然产生了如《寄梅花鬼闹西阁》《假邻女诞生真子》等艺术水平较高的佳作，但相比“三言二拍”名篇众多，其真正有影响力的名篇较少。

这大概是由于封建思想和果报观念了小说思想水平的升华，过度宣泄情感妨碍了其艺术水平的提升[15]49，以及过于依傍史书、笔记小说、传奇小说等文献资料，而忽视从现实生活及亲身经历中提取素材，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其文本的感染力。

正如纪德君先生所说，“通俗小说文体之间的交叉、融混，能否取得很好的美学效果，往往还取决于作家本人艺术才力的高低和文体交叉、融合是否适度。缺乏艺术才力，容易使一部小说中不同的小说文体内容、笔法不能有机地融为一体，形似杂凑，导致艺术风格不能和谐一致，损坏了作品的整体艺术效果”[37]。

《中国文人的西湖印象：“西湖小说”故事》

湖海士虽称周楫是“旷世逸才”，但可能侧重的是他的学问，而不是指他的小说创作。但一部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其文学史意义并不完全等同，有些审美价值不高的作品却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如胡适的《尝试集》，其诗歌水平饱受学人诟病，但作为第一部新诗集，在新诗史上却具有重要地位。

同样的道理，《西湖二集》虽然艺术水平不如“三言二拍”，却由于它是审视晚明小说文人化、雅俗互动、文体变革等方面的标本，因而也具有重要的小说史意义。

《西湖二集》“一书而兼四体”的文体兼容现象，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实验的独特样本，更折射出明清之际文学转型的深层逻辑。通过对其文体兼容的形态、审美效果、生成动因及小说史意义的系统性考察，可发现这一文本的复杂性远超出传统“话本”或“文人小说”的单一界定。

华夏出版社版《西湖二集》

它既是晚明文化生态的镜像，也是中国小说文体自觉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对这一现象的深度阐释，不仅有助于重新定位《西湖二集》的文学史坐标，更为理解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流动性与创造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上下注释

注释：

[1] 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53—770页；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3—229页；[美]韩南著，王秋桂等译：《韩南中国小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4—301页；郑平昆：《<西湖二集>酒店王公事考》，《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2期；郑平昆：《<西湖二集>来源考小补》，《明清小说研究》19年第4期；吴礼权：《<西湖二集>：一部很值得研究的小说》，《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2期；陈美林：《拟话本<西湖二集>浅探》，《江海学刊》1998年第6期；徐伟萍：《论<西湖二集>的文人化特征》，《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飞：《<西湖二集>的素材来源丛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2期；王芳：《论<西湖二集>的文人化倾向》，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刘总政：《<西湖二集>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任明华：《<西湖二集>素材来源考补》，《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4期；杜贵晨：《关于<西湖二集>的几个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夏明宇：《<西湖二集>的空间、结构与记忆》，《明清小说研究》2022年第1期。

[2] 《西湖二集》的通行本皆署名“周清原”，但据学者考证，当署为“周楫”或“周清源”，本文从之。参见杜贵晨：《关于<西湖二集>的几个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3] 参见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3—229页；郑平昆《<西湖二集>来源考小补》，《明清小说研究》19年第4期。但戴文、郑文亦有不确及失考之处，前者如戴文认为《西湖二集》第十五卷《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中罗隐谏钱王蠲免渔税事“出《闲谈录》（见《西湖志》）”，事实上出于《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四卷委巷丛谈，如罗隐诗句中“若教生在西湖上”，在《闲谈录》中“在”作“得”，而《西湖二集》《西湖游览志余》皆作“在”；后者如《西湖二集》第二十三卷《救金鲤海龙王报德》正话中杨廉夫《竹枝词》被当时文人才士唱和事、杨廉夫纳竹枝等四妾被时人所嘲事，皆出于《西湖游览志余》第十一卷才情雅致，戴文、郑文皆失考。

[4]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对内外同时发生作用的现实的有机联合体，是建立在传统习惯法和共同记忆之上由各种相互关系组合而成的综合体。此处“文化共同体”主要参考了滕尼斯的观点。参见[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页。

[5] 虽然《剪灯余话》创作于明初，但它于正统七年（1442）被禁，但王世贞辑的《艳异编》卷二十五、二十六收入了《贾云华还魂记》，考虑到王世贞当时在文坛的盟主地位及《艳异编》的广泛传播，周楫有较大可能是从《艳异编》读到《贾云华还魂记》。

[6] 如第十卷《徐君宝节义双圆》中集词牌曲牌而成、用来描写徐君宝、金淑贞婚嫁场景的赋（“笙簧杂奏”），第十二卷《吹凤箫女诱东墙》用牙牌游戏名称窜连而成的描写潘用中思念黄杏春而得相思病症的赋（“当日‘观灯十五’”），以及用中药名称串联而成的描写黄杏春思念潘用中而害上相思病症的赋（“这小姐生得面如‘红花’”）。

[7] 参见韩结根：《<亘史>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一》，《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韩结根：《<广艳异编>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二》，《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8] 参见潘建国：《白话小说对明代中篇文言传奇的文体渗透——以若干明代中篇文言传奇的刊行与删改为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以及谭帆等：《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774—7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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