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实习生 李岑

年度散文

梁衡《重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

致敬辞

梁衡的散文集《重阳》，既有对青春岁月的深情回忆，也有“踏遍青山写古树”的精彩华章。他的散文为美而写，为思想而写，始终关乎“大事、大情、大理”。他集记者的敏锐、作家的文笔、学者的积淀、的责任于一身，探访名山大川，捕捉身边风景，将自然风貌与历史事件勾连融通，涵养出深沉的人文关怀。近些年来，他倡导人文森林学理念，不忘“妙手著文章”的文学初心，践行“铁肩担道义”的文化自觉，在多元消费时代，为散文创作注入了一股如拂面清风的正能量。

感言

“自制秘方”成五彩文章

《重阳》这本书的内容跨度有半个多世纪，有我在边疆工作的回忆，有改革开放中的人和事，有退休后独创的“人文森林学”，用散文书写学术，书写“树梢上的中国”。这里浓缩着一个时代的影子，也反映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

经历50多年的写作，我总结了一个公式，叫“一大二为三层五诀”。“一大”是指我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特别首选大题材书写。“二为”是指文章要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三层”是指好文章应该有三个层次的美——形境、情境和理境。“五诀”是指文章的5个基本要素：“形、事、情、理、典”。“形”是外形描写，“事”指事件叙述，“情”是感情的抒发，“理”是事物内部哲理的揭示，“典”是典故。其中形、事为实，情、理为虚，典是作者的知识储备。虚实转换，交错使用，才成五彩文章。

这只是我的“自制秘方”，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访谈

要追求创造式写作、积累式阅读

羊城晚报：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阶段，出现了“当代散文三大家”——杨朔、刘白羽、秦牧。那时的散文和当下的散文有何不同？

梁衡：这三位作家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很大。杨朔的文字很好，但过于政治化，不管写景、写人都要贴上政治标签，后来形成了写作定式。我在1982年最早对杨朔的散文模式提出反思。

刘白羽的散文气象很宏大，但有点像“宫殿”，很华丽但没法住人。秦牧的散文更接地气，我更喜欢。其实秦牧算是我的散文启蒙老师。小学时我攒的零花钱，买的第一本散文集就是秦牧的《艺海拾贝》。他写的《社稷坛抒情》一文我几乎能背下来。秦牧的散文耐读，因为它蕴含着深厚的思想性，这基于他对历史的理解。

当下的散文有两种倾向我认为要警惕。一种是篇幅很冗长，有点像报告文学甚至中篇小说，但在思想和审美上的高度上还有欠缺，有时会掺杂虚构想象。散文和小说有个最大的区别，散文一定是真实的，这是我坚持的原则。另一种倾向是沉溺于自我陶醉的情绪，不关心现实，只关心自己的情趣，这种文字也很难突破平庸。

我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题材要大，蕴含国家民族情怀，还能揭示出历史规律或人性真理的文章，才可能在多年以后留得下来。

羊城晚报：“私人化写作”能不能留下好作品？

梁衡：写作分两种。一种是宣泄式写作，就像写日记，抒发情感，这无可厚非。另一种是创造式写作，它追求思想的深度与审美的境界，这显然属于更高的层次。

相应的，阅读也分两种，一种是消费性阅读，主要为了轻松消遣。另一种是积累式阅读，能为人的精神注入养分，日后转化为写作积累。我认为要追求创造式的写作、积累式的阅读。

为文第一要激动

羊城晚报：您的散文写作涉及大量历史人物事件，写瞿秋白花了6年，写周恩来前后经过了20年。如何将大量文献档案融入写作之中？

梁衡：我在1998年写完《大无大有周恩来》，这篇文章我坚持了20年。我不是专业作家，没有签约的压力，文学是我业余的爱好，这反而更自由。我并不是想写出一篇名作，只是想替周总理把心里的那份压抑挑明了，替老百姓把敬仰表达出来，是对时代的一种回应。

我第一次接触“四人帮”的资料是1976年，第二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举办了关于周恩来的展览，当时我还在山西工作，专门坐火车来看展。那些和周恩来有关的文物让我触动很大，比如他工作的台历翻在他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天，他临终时戴的手表停在他去世的那一刻，他的睡衣破旧得像纱网……我当即写下《一个伟人生命的价值》一文，大概2000字。

为文第一要激动。首先这个内容“激动”了我，我也想把“激动”传达给读者。

后来我到了新闻出版署工作，有了接触更多资料的可能。当时调出的资料堆得比桌子还高，那些回忆文章大部分来自周恩来身边的人，如秘书、司机、警卫等。这些材料细节丰富，但缺少核心的提炼。我归纳出周恩来的“六个无”——死不留灰、生而无后、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无怨、去不留言的品格。

羊城晚报：退休后您开始转向写古树，这是什么契机？

梁衡：在我看来，记录历史有几种方式，一种是文字，比如司马迁写《史记》。一种是文物、遗址，例如故宫、长城、金字塔，都能讲故事。还有一种就是古树，有的古树见证了几千年的历史。我写的人文古树，是有年头有故事有传奇，与重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树，纵向看来是历史的里程碑，横向看是当地的地理坐标。

散文集《重阳》的书名就是取自《带伤的重阳木》一文，写的是彭德怀1958年回乡调查，亲手救下一棵重阳木的故事。文章借这棵树，反思“大跃进”时期的教训，表达对彭德怀为民请命、刚正不阿的精神的缅怀。

不要被消费性的内容完全淹没

羊城晚报：您有过多种身份，记者、作家、新闻管理者等等，哪一种身份对您影响最大？

梁衡：我最基本的身份是记者，一个新闻人。我常说新闻是一个最好的平台，如果年轻人毕业先当4年记者，相当于再上一个大学，能够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

记者首先培养了一个人的责任心，这让我在选题时自然倾向于关注时代、民族的大命题。记者还培养了人的思考能力，判断真伪、洞察本质。这让我不跟风、不盲从。

记者的天职是求真，作家的追求是审美和创造。比如面对社会事件，记者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事件能不能报道，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他首先考虑的是社会责任。而作家的第一感觉是事情有没有故事性，更侧重于个人化的表达和创作。

当然作家也有优势，在新闻受到客观制约的领域，文学反而可以弥补新闻的不足，能以另一种方式抵达真实。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当下媒体的发展？

梁衡：我理解媒体的生存压力。但是，不要被消费性的内容完全淹没。可以就某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做出一篇有分量的报道，集结力量干成一件大事。广东新闻界有调查报道、监督的优良传统，能不能把它重新拾起来，这取决于你们有没有这份责任心和勇气。

梁衡：以记者之眼写“大事、大情、大理”

来源：羊城晚报 2025年12月07日 版次：A06栏目：作者：周欣怡、李岑

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实习生 李岑

年度散文

梁衡《重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

致敬辞

梁衡的散文集《重阳》，既有对青春岁月的深情回忆，也有“踏遍青山写古树”的精彩华章。他的散文为美而写，为思想而写，始终关乎“大事、大情、大理”。他集记者的敏锐、作家的文笔、学者的积淀、的责任于一身，探访名山大川，捕捉身边风景，将自然风貌与历史事件勾连融通，涵养出深沉的人文关怀。近些年来，他倡导人文森林学理念，不忘“妙手著文章”的文学初心，践行“铁肩担道义”的文化自觉，在多元消费时代，为散文创作注入了一股如拂面清风的正能量。

感言

“自制秘方”成五彩文章

《重阳》这本书的内容跨度有半个多世纪，有我在边疆工作的回忆，有改革开放中的人和事，有退休后独创的“人文森林学”，用散文书写学术，书写“树梢上的中国”。这里浓缩着一个时代的影子，也反映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

经历50多年的写作，我总结了一个公式，叫“一大二为三层五诀”。“一大”是指我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特别首选大题材书写。“二为”是指文章要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三层”是指好文章应该有三个层次的美——形境、情境和理境。“五诀”是指文章的5个基本要素：“形、事、情、理、典”。“形”是外形描写，“事”指事件叙述，“情”是感情的抒发，“理”是事物内部哲理的揭示，“典”是典故。其中形、事为实，情、理为虚，典是作者的知识储备。虚实转换，交错使用，才成五彩文章。

这只是我的“自制秘方”，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访谈

要追求创造式写作、积累式阅读

羊城晚报：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阶段，出现了“当代散文三大家”——杨朔、刘白羽、秦牧。那时的散文和当下的散文有何不同？

梁衡：这三位作家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很大。杨朔的文字很好，但过于政治化，不管写景、写人都要贴上政治标签，后来形成了写作定式。我在1982年最早对杨朔的散文模式提出反思。

刘白羽的散文气象很宏大，但有点像“宫殿”，很华丽但没法住人。秦牧的散文更接地气，我更喜欢。其实秦牧算是我的散文启蒙老师。小学时我攒的零花钱，买的第一本散文集就是秦牧的《艺海拾贝》。他写的《社稷坛抒情》一文我几乎能背下来。秦牧的散文耐读，因为它蕴含着深厚的思想性，这基于他对历史的理解。

当下的散文有两种倾向我认为要警惕。一种是篇幅很冗长，有点像报告文学甚至中篇小说，但在思想和审美上的高度上还有欠缺，有时会掺杂虚构想象。散文和小说有个最大的区别，散文一定是真实的，这是我坚持的原则。另一种倾向是沉溺于自我陶醉的情绪，不关心现实，只关心自己的情趣，这种文字也很难突破平庸。

我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题材要大，蕴含国家民族情怀，还能揭示出历史规律或人性真理的文章，才可能在多年以后留得下来。

羊城晚报：“私人化写作”能不能留下好作品？

梁衡：写作分两种。一种是宣泄式写作，就像写日记，抒发情感，这无可厚非。另一种是创造式写作，它追求思想的深度与审美的境界，这显然属于更高的层次。

相应的，阅读也分两种，一种是消费性阅读，主要为了轻松消遣。另一种是积累式阅读，能为人的精神注入养分，日后转化为写作积累。我认为要追求创造式的写作、积累式的阅读。

为文第一要激动

羊城晚报：您的散文写作涉及大量历史人物事件，写瞿秋白花了6年，写周恩来前后经过了20年。如何将大量文献档案融入写作之中？

梁衡：我在1998年写完《大无大有周恩来》，这篇文章我坚持了20年。我不是专业作家，没有签约的压力，文学是我业余的爱好，这反而更自由。我并不是想写出一篇名作，只是想替周总理把心里的那份压抑挑明了，替老百姓把敬仰表达出来，是对时代的一种回应。

我第一次接触“四人帮”的资料是1976年，第二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举办了关于周恩来的展览，当时我还在山西工作，专门坐火车来看展。那些和周恩来有关的文物让我触动很大，比如他工作的台历翻在他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天，他临终时戴的手表停在他去世的那一刻，他的睡衣破旧得像纱网……我当即写下《一个伟人生命的价值》一文，大概2000字。

为文第一要激动。首先这个内容“激动”了我，我也想把“激动”传达给读者。

后来我到了新闻出版署工作，有了接触更多资料的可能。当时调出的资料堆得比桌子还高，那些回忆文章大部分来自周恩来身边的人，如秘书、司机、警卫等。这些材料细节丰富，但缺少核心的提炼。我归纳出周恩来的“六个无”——死不留灰、生而无后、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无怨、去不留言的品格。

羊城晚报：退休后您开始转向写古树，这是什么契机？

梁衡：在我看来，记录历史有几种方式，一种是文字，比如司马迁写《史记》。一种是文物、遗址，例如故宫、长城、金字塔，都能讲故事。还有一种就是古树，有的古树见证了几千年的历史。我写的人文古树，是有年头有故事有传奇，与重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树，纵向看来是历史的里程碑，横向看是当地的地理坐标。

散文集《重阳》的书名就是取自《带伤的重阳木》一文，写的是彭德怀1958年回乡调查，亲手救下一棵重阳木的故事。文章借这棵树，反思“大跃进”时期的教训，表达对彭德怀为民请命、刚正不阿的精神的缅怀。

不要被消费性的内容完全淹没

羊城晚报：您有过多种身份，记者、作家、新闻管理者等等，哪一种身份对您影响最大？

梁衡：我最基本的身份是记者，一个新闻人。我常说新闻是一个最好的平台，如果年轻人毕业先当4年记者，相当于再上一个大学，能够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

记者首先培养了一个人的责任心，这让我在选题时自然倾向于关注时代、民族的大命题。记者还培养了人的思考能力，判断真伪、洞察本质。这让我不跟风、不盲从。

记者的天职是求真，作家的追求是审美和创造。比如面对社会事件，记者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事件能不能报道，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他首先考虑的是社会责任。而作家的第一感觉是事情有没有故事性，更侧重于个人化的表达和创作。

当然作家也有优势，在新闻受到客观制约的领域，文学反而可以弥补新闻的不足，能以另一种方式抵达真实。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当下媒体的发展？

梁衡：我理解媒体的生存压力。但是，不要被消费性的内容完全淹没。可以就某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做出一篇有分量的报道，集结力量干成一件大事。广东新闻界有调查报道、监督的优良传统，能不能把它重新拾起来，这取决于你们有没有这份责任心和勇气。